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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不到的竞争力:底特律抄了丰田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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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的某一天,通用汽车一位副总裁给下属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你带着相机去加州那家合资厂,把每一平方英寸都拍下来。凡是你拍到的东西,我要我们自己的厂里也长成那样。这样就没有借口了——没有借口解释为什么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质量更低、效率更差,因为你会把看到的一切都照抄回来。

接到命令的那位经理当场就知道这事儿不成。他后来的原话是:我们没法复制员工的积极性,没法复制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良好关系。那不是能复制的东西——你甚至没法给它拍张照片。

转述这段话的是密歇根大学教授 Jeffrey Liker,他从 1980 年代起担任 GM 顾问。那家被要求拍照的工厂叫 NUMMI,是 GM 与丰田的合资厂——而 GM 参与合资的目的之一,恰恰就是弄清丰田到底做对了什么。

底特律的衰落通常被讲成一个「打不过」的故事:日本车更省油、更便宜、质量更好,美国车输了。这个讲法不算错,但它跳过了最难解释的一段——GM 什么都看见了,但是搬不回去。

一、先把衰落的规模摆出来

数字比形容词有用。三大——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曾经在美国路上每卖出十辆新车里占到将近九辆,那个格局一直维持到 1970 年代的能源冲击。之后的轨迹是这样的:

三栏共用 1980 至 2009 年时间轴的折线图。上栏为通用汽车美国市场份额,1980 年 46%、2000 年 28%、2009 年 20%,并标注 2009 年 6 月 1 日申请破产保护;中栏为美国轻型车产量,2007 年 1040 万辆、2008 年 840 万辆、2009 年 560 万辆,两年缩减 46%;下栏为美国汽车业岗位,零部件从 2000 年 84 万降至 2009 年 41.4 万,装配从 23.7 万降至 12.3 万

图里有两点值得单独拎出来。一是份额下滑跨越数十年,并非某一次危机的产物;二是就业见顶比产量塌方更早——岗位在 2000 年就到了高点,等 2008 年金融危机来临时,早已低于那个水位。换句话说,在外界注意到底特律出事之前,它已经收缩多年。

三大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只是应对方式埋了雷。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乘用车份额大量流失后,它们把重心转向利润更厚的轻型卡车。这个品类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从约占市场三分之一升至二分之一,账面回报很好;直到 2008 年上半年油价冲到每加仑 4 美元,最赚钱的品类也成了最容易受冲击的品类。

二、历史包袱很重,但解释不了长期衰落

关于底特律为什么倒下,流传最广的解释是历史包袱:几十年里跟工会签下的退休金和医保承诺,最后变成了背不动的成本。

这个包袱真实存在,而且数字惊人。老 GM 估算,退休医保和养老金摊到每辆美国产汽车上约 1500 美元,超过了造一辆车所用钢材的成本。 破产时,GM 尚未足额拨备的退休医保与养老金义务接近 300 亿美元;2007 年,它与工会达成协议,将退休医保责任转给工会设立的 VEBA 基金。结构失衡也很直观:2004 年,三大在职员工合计约 37 万人,要供养的退休人员却超过 80 万。

问题在于,这些成本只能解释危机为什么如此严重,不能解释竞争力为什么长期下降。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三大的市场份额在老龄化成本成为重负之前就已持续下滑;在日元汇率对美国厂商有利的年份里,份额照样在跌。历史成本是加速器,却不是衰落的起点。

Susan Helper 与 Rebecca Henderson 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的研究把话说得更直接:把衰落归因于高昂的历史劳工与医保成本,这个通俗解释「严重不完整」。

这篇论文的论证方式值得一提:它先把几种省事的解释逐个排除,再追问真正的问题——GM 为什么看懂了却学不会。

说 GM 没钱转型?1980 到 1985 年间,它在收购和自动化上花掉超过 450 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超过了丰田和本田的市值之和。 钱不是约束。

说 GM 管理层无能?同期的评价体系不这么看。罗杰·史密斯在 1980 年代任 CEO 期间,拿过《Automotive Industries》年度人物、《Advertising Age》年度广告人、《Financial World》年度 CEO,还被 Gallagher Report 列为全美十佳高管之一。按当时的标准,他是明星经理人。

说是日本文化特殊,或者美国工会天生难搞?NUMMI 与 Saturn 两个案例恰好否掉了这条——后面会讲到,用同一批美国工人和同一个工会,结果可以完全不同。

排除完之后剩下的答案不太好听,也不太好操作:差距在管理系统本身,而那套系统的核心部分没办法照抄。

三、差距不在标准,在责任范围

先看硬指标。麻省理工的国际汽车项目在 1986 年对比了 GM 的 Framingham 装配厂和丰田的高冈(Takaoka)装配厂,数据后来收进了《改变世界的机器》:

指标GM Framingham丰田高冈
每车总装配工时40.718.0
每车调整后装配工时3116
每百辆车装配缺陷13045
单车占用空间(平方英尺/年)8.14.8
零件库存(平均)2 周2 小时

工时两倍多,缺陷接近三倍,库存差了两个数量级。

看到这些数字,人们很容易以为丰田靠的是更少的约束:流程更灵活,工人也更自由。事实恰好相反:丰田的作业标准比 GM 更细。 它的标准作业指导书甚至规定用哪只手拿哪颗螺栓。

真正的差别不在有没有标准,而在标准之外,工人还承担什么责任。

GM 的装配工可能每 60 秒重复一次固定动作,一天持续八到十小时,比如拧紧几颗螺丝。除此之外,他不被期待承担更多责任。生产系统的设计和改进归主管与工艺工程师,整车质量归质检部门——车辆下线后再由他们检查。GM 的管理者长期认为,蓝领工人几乎不能为流程改进贡献什么;工人与现场管理者的关系则被描述为「积极敌对」。

丰田装配工的动作规定得更细,但他们会接受交叉训练,能够承担六到八个岗位,并且同时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流程的持续改进负责。发现问题时,他们要拉动工位上的「安灯」(andon)绳呼叫支援、现场解决,必要时停止整条生产线。

一根绳子,是整个差距的缩影。装上它几乎没有成本,让它真的被拉动却极难。

四、NUMMI:几乎同一批人,结果却反了过来

1984 年开始,GM 通过 NUMMI 拿到了观察丰田的特权通道。这家合资厂的选址耐人寻味——就设在 GM 两年前关掉的加州 Fremont 工厂。

那不是一家普通的厂,是 GM 最差的厂之一。生产率垫底,劳资关系出名地糟:无故缺勤率经常超过 20%,积压的劳资申诉超过一千件,一位工会高层把管理层和工会的关系形容为「一场持续的战争」。

丰田负责运营这家合资厂时,做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冒险的决定:留用原有的全部工会层级。 投产时,99% 的装配工和 75% 的技术工都是原 GM-Fremont 员工和 UAW 会员。

结果,这家厂做到了与丰田日本本土工厂相当的生产率和质量水平。

大体相同的工人、厂房和工会,换了一套管理系统,结果便反转了。 这个对照近乎残酷:它直接动摇了「美国工人懒」「工会不可救药」「日本人有文化秘诀」这几种最常见的解释。

改制前后对照:左侧是改制前全公司最差的厂之一,无故缺勤率常超 20%、积压劳资申诉逾千件、劳资关系被称为一场持续的战争;中间列出保持不变的三项——同一厂房、装配工 99% 与技术工 75% 的原班人马、被全部留用的工会层级;唯一被替换的是管理系统;右侧是改制后达到丰田日本本土工厂的生产率与质量水平

而 NUMMI 不是孤例。1983 年 GM 自己投了超过 50 亿美元搞 Saturn,从产品设计流程到制造工艺到劳资关系全部重做一遍。这次尝试在很多维度上是成功的,然而它对 GM 整体的运作同样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因此变了:不是 GM 是否知道丰田在做什么,而是它为何知道了仍做不到。

在这个案例里,知识并不稀缺。1990 年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机器》汇总了全球汽车业的生产率数据,GM 从 1985 年起便参与项目,提供工厂数据并派人参会;1991 年,Clark 与 Fujimoto 对全球汽车产品开发的研究也已出版。丰田的做法被学术界和商业媒体反复记录。GM 不只是读者,也是这些研究的资料提供者。

更说明问题的是 1987 年那份 35 页的内部报告。它封面标着「GM Confidential」,作者署名「NUMMI 管理实践研究小组」,任务是解释一件当时看来近乎难以置信的事:一家合资厂沿用 GM 原来那家低效工厂的大部分员工,却在质量、生产率和士气上取得了巨大改善。报告写下的结论是——

NUMMI 成功的关键不是它的工具或技术,而是赋予这些工具意义的管理哲学。

GM 在 1987 年就诊断对了,但仍花了二十多年才把这套系统逐步扩散开来。 同一时期,那位副总裁依然派人带着相机去拍每一平方英寸。问题从来不只是缺少正确答案,而是组织习惯把答案翻译成了自己熟悉的样子。

五、为什么搬不回去:关系契约拍不到

Helper 和 Henderson 用一个不太日常的概念解释这种困境: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

它指的是一类无法完全写进正式合同的约定:什么算合作,事前写不全;谁破坏了合作,事后也未必能验证。它只能依靠「未来的影子」来维持——双方都相信关系会延续,因此不愿为眼前的小利破坏长期合作。丰田的系统依赖大量这样的约定,而它们既不在图纸上,也不在设备里。

拿那根安灯绳来看这件事就很清楚。

工人愿意拉绳,前提是相信拉绳换来的是支援而非责骂;主管愿意赶来帮忙,前提是相信工人不会为了偷懒乱拉。双方只有相信对方也会合作,合作才是理性的。反过来,双方都有背叛的诱惑:工人可能乱拉,也可能怕被罚而永远不拉,还可能藏起会让岗位变得多余的改进建议;主管则可能惩罚拉绳者、借改进裁员,甚至直接拆掉绳子。

要让这种契约成立,每一方都要知道什么算合作、相信合作对自己有利,还要了解对方最担心什么、最可能在哪里背叛。这不是一份制度文件能够一次性传递的信息,而是反复互动形成的共同预期。

GM 搬不动这套东西的证据,散落在很多具体细节里,而它们的形状惊人地一致:要求别人做出合作行为,但不改变让背叛变得有利的那些安排。

有的工厂真的装上了安灯绳,拉绳的工人却挨了骂。曾被派到 NUMMI、后来又去了多家 GM 工厂的 Steven Bera 回忆:物理设施照着日本工厂改了,工人与管理者仍沿用原来的敌对方式。部分厂长始终认为蓝领工人本质上懒惰,会为了休息而拉绳,也没有能力参与解决问题和持续改进。

采购端的矛盾更直白。1982 年,GM 采购业务负责人 Darrah C. Porter 对《Iron Age》表示,公司需要摆脱敌对对抗的旧枷锁,进入相互信任的合作时代。同一篇报道里,一名采购员却说:我很难不认为,高效采购就是让一大堆供应商为同一份订单争抢。

Buick City 的案例近乎教科书。GM 希望供应商搬进园区,以便加强沟通,却不愿保证未来订单。供应商要承担高昂的搬迁成本,却得不到长期回报的承诺,自然不肯搬。

那为什么不换掉那些抵制改革的人?Weller——被派去传播 NUMMI 经验的一位 GM 经理——在一家工厂做完演示后被厂长请出去了。有人问他,一套能用更低成本造出更好的车的系统,CEO 为什么不把抵制它的厂长开掉。他的回答是:

这是家大公司……事情不是那么办的。

这句话里没有恶意,也不只是愚蠢,它描述的是一种组织惯性: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不意味着权力、考核与人事安排会随之改变。

把这四件事并排看就很清楚:

四个例子并列,每行左侧是被要求的合作行为、右侧是未被改变的安排:装上安灯绳请工人拉,但拉绳的工人被骂;请供应商搬进园区,但不给任何未来订单保证;高管宣布摆脱敌对对抗,但采购员仍认为高效采购就是让供应商互相抢活儿;派人推广新系统,但厂长把人请出工厂毫无后果

这种差别不止是态度问题,它能被量出来。Dyer 与 Hatch 考察过一批同时向丰田和美国厂商供货的美国零部件企业:1990 到 1996 年间,同一家供应商为丰田把缺陷率降低了 50%,为它最大的美国客户却只降低了 26%。 能力没有变,变的是它愿意在哪段关系里多投入。

这类投入差异累积起来并不小。按 Clark 与 Fujimoto 的估算,供应商的贡献能解释日美厂商新车开发工时差距的三分之一;日本供应商交付的零件,缺陷率约为美国供应商的十分之一。

组织记忆还会把一次失败固化成跨越数十年的禁忌。1922 年,GM 推行铜冷发动机失败,主要原因是产品违反事业部自治原则,被强行交给雪佛兰事业部。但阿尔弗雷德·斯隆总结出的教训要宽泛得多:没有必要在设计上领先,也没有必要承担未经验证的实验风险。直到 1987 年,GM 工程师仍在援引这次失败,解释为什么应当回避技术风险。一次 1922 年的挫折,投下了六十五年的影子。

六、信任怎么攒起来,又怎么被清零

如果关系契约靠「未来的影子」维持,口头承诺就不够。它需要由代价高昂、难以伪装的行为建立。论文借用「礼物交换」来描述这种机制:先承担成本,不要求对方提供正式的回报保证。

丰田在 NUMMI 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很多工人起初根本不信厂方「不裁员」的承诺——考虑到这批人的经历,不信是完全合理的。1987 和 1988 年,NUMMI 的开工率掉到 65% 以下。按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常规操作,这时候该裁人了。丰田没有裁一个产线工人。它把全体员工送去培训,把此前外包的部分维护工作收回自己做,还把多余的人力编成团队,让他们去设计下一款车的生产流程。

承诺经受住真实考验后,合作开始形成正循环:工会干部主动提出降本办法;厂方则给工会开设账户,让负责人能够直接为班组订购物料,不必再经过管理层逐级申请。

GM 同期的轨迹几乎是这个故事的镜像。

CEO 罗伯特·斯坦普尔本人是新做法在全公司铺开的推动者。但 1991 年经济衰退最深的时候,GM 北美业务的经营亏损接近 50 亿美元。斯坦普尔没能说服董事会和华尔街相信这些亏损不是管理层「懈怠」的证明,于是他换了挡——宣布关闭 21 家工厂、裁掉 74,000 个岗位。可以想象,这对公司在蓝领员工那里的可信度意味着什么。

接着斯坦普尔被解职。接任的杰克·史密斯本人是 NUMMI 协议最初的谈判者之一,但他任命的采购负责人伊格纳西奥·洛佩兹,行事方式完全不像是要经营长期关系:他要求供应商大幅降价,还把供应商以为会保密的设计内容透给了它们的竞争对手。

NUMMI 用不裁员兑现了承诺,GM 的大规模裁员和供应商设计外泄则再次重创了信任。 更残酷的是时序上的夹击:1991 年的亏损终于让 GM 内部多数人相信必须改变,也同时拿走了改变所需的资源与耐心。

两条镜像路径:上方是开工率掉到 65% 以下却不裁一名产线工人,全员送培训、收回外包维护、多余人力编队设计下一款车流程,换来工会干部主动提降本;下方是北美亏损近 50 亿美元后宣布关闭 21 家工厂裁撤 74000 个岗位,随后采购负责人要求供应商大幅降价并泄露其设计

故事并非没有转机。GM 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系统:它吸收了大量丰田实践,也形成了更有效的关系契约,并逐步在公司内部扩散。

只是这个变化来得太晚,没能让 GM 躲过破产。

结论

  1. 历史包袱加速了危机,却解释不了长期衰落。 退休医保和养老金摊到每车约 1500 美元,确实削弱了抗风险能力;但市场份额更早便开始下滑,在汇率有利时也没有止住。成本压力不能替代对产品、生产和组织能力的解释。
  2. 可见的知识不等于可转移的知识。 这个案子里知识的可得性接近上限:合资厂、特权通道、公开的学术研究、自己写的内部报告。GM 不缺信息,也不缺钱——它在 1980 年代前半段投入的收购与自动化预算,超过当时丰田加本田的市值。看得见和搬得动之间,隔着组织。
  3. 最难复制的是关系契约。 丰田的优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前写不全、事后验不了的相互预期,只能靠对长期关系的信心来维持。这类东西没法拍照、没法采购,也很难靠报告传达;一段长期敌对的历史,还会让新的承诺从一开始就不被相信。
  4. 改变的时机和改变的本钱,常常凑不到一起。 说服一个成功组织必须变革,通常要等到危机;而危机同时会拿走变革所需的资源和耐心,还会逼出那些摧毁信任的动作。1991 年的 GM 同时撞上了这两件事。

最后留一个问题。对于从 NUMMI 学成归来的那批管理者,GM 当年讨论过两种安排:让他们担任顾问,向各厂推广经验;或者直接交给他们一家工厂,让新系统先在那里跑起来。据一位当时在场的 GM 老兵回忆,公司最终选择了前者。

而二十多年后,真正推动这套系统扩散的,恰恰是 NUMMI 与 Saturn 出来的人开始掌管一个个实体单位。

那么,如果当年就选了另一种用法,结局会不一样吗?还是说,一个仍在赚钱、仍相信自己没错的组织,无论怎样安排那几十个人,最终都会把他们消化掉?


参考资料

  1. Susan Helper & Rebecca Henderson. Management Practices,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Decline of General Mo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4(NBER Working Paper 19867). theigc.org(PDF)doi.org
  2. James Womack, Daniel Jones &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90.(Framingham 与高冈工厂对比数据出处)
  3. Clifford Winston et al. Vehicle Choice Behavior and the Declining Market Share of U.S. Automakers.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edu(PDF)
  4. Detroit Back from the Brink? Auto Industry Crisis and Restructuring, 2008–11. Yale Program on Financial Stability 文档库. elischolar.library.yale.edu
  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Role of TARP Assistance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General Motors. R41978. everycrsreport.com
  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omparing Automotive and Steel Industry Legacy Cost Issues. RL33169. everycrsreport.com
  7. This American Life, Episode 403: "NUMMI". 2010.(Liker、Bera、Weller 等人的口述出处)
  8. 1987 NUMMI Management Practices Study 执行摘要解读. Lean Blog, 2026. leanblog.org
  9. Lean Enterprise Institute. GM Veteran Lou Farinola Responds to "Why hasn't GM learned from NUMMI?". lean.org
  10. Jeffrey Dyer & Nile Hatch. Relation-specific capabilities and barriers to knowledge transfer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同一供应商对不同客户的缺陷改善差异)

本文部分内容由 AI 辅助生成,经人工审校和补充后发布。